[8] 荷兰外交部助理法律顾问范?潘休斯（Jonkheer H. F. van Panhuys）在1953年针对宪法修正案所做的评论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

兹将有关资料引述如下。比如，假设1997年的某个法律规定某项行政收费300元，1998年的某个法令规定为500元，在没有明确废止的情况下形成法律规范的冲突，那么，根据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应以1998年法令的500元为准，到2001年，政府用一个行政法规修订法令，改为收费600元，这就形成了循环论证。

这些条文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检讨，通过修改这些条文，赋予补充性行政法规有权在合理范围内订定行政违反行为及其处罚，有利于政府执行法律，提升管治社会的效能。这就明确指出了法律优于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同样，解决法律、法令与行政法规的有关争议，首先需要我们回到澳门基本法本身，深入理解澳门基本法相关的立法原意。这种意见的危险在于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稳定性，澳门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失去了延续性，甚至化为乌有。真正的理论在于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而且，如果认为法令在回归后其法律地位发生了改变，那么，澳门基本法第8条规定的澳门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都有可能发生改变，澳门基本法第145条第2款规定的根据澳门原有法律取得效力的文件、证件、契约及其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继续有效的承诺，也就失去了确定性。这种根本性的转变首先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回归前的总督仅对葡萄牙负责，转变为行政长官既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也对特别行政区负责。国家机关负有不得违反国家根本任务的义务，这在消极的意义上体现了国家根本任务的效力（拘束力）。

[42] 参见李艳芳：《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它表达了构筑近现代宪法的基石——人民主权原理的部分内容。然而，白斌博士却认为，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既有国家任务的规定，也有国家目标的规定，而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产生了与权利极为类似的效果，但必须仔细地将其与权利区分开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宪法《总纲》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宪法《总纲》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宪法序言第九自然段《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除了立法机关以立法的方式具体化宪法上的国家根本任务规范，宪法解释机关的释宪行为也是充实国家根本任务这个抽象的宪法规定的重要途径，它与立法活动都是保持国家根本任务活性化的方式。与此相适应，国家根本任务的各种规定与基本权利的关联性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一）我国历部宪法关于国家任务的规定在中国宪法学的视界里，宪法主要是民族振兴之法的观念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均毫无例外地浸透着立宪者致力于国家发达与民族崛起的豪迈情怀。[9]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是基于对本国所处的历史相位作出的正确判断之上的，即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90页[22] 陈红太：《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在实践上，该机关很少履行其释宪职责，由此也引发了学界对人大常委会自我进行审查（监督）是否妥当的争论。简言之，在我国宪法内，由以上诸条款所构成的脉络清晰的意义链条表明，我国宪法所表述的国家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或者以较为学术化的语言表达，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指向。刘敏：《环境权:一种新兴的现代人权》，《人权》2002年第3期。该条款是对宪法序言第六自然段所陈述的政治性事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

[35] 关于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林来梵教授提出双重主体说，认为它是最高权力机关与最高立法机关的复合体，可将该国家机关的两种权能作适当区别。[32] 纽曼不仅认为公共利益具有开放性，而且还认为公共利益就是国家应该承担的任务。

可以将理性视为告知一切人，反过来必须被任何人承认为依据的东西，也即一切人的共同点。[8] 魏德士认为理性与多数人之间的联系是民主制度的主导思想。

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前苏联1977年宪法序言与我国宪法序言比较相似，用了较大的篇幅描述了在革命、反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丰功伟绩的历史，并且阐述了国家的主要任务。在我国宪法文本中，与人民相对应的概念是敌人，即敌视与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29] 无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必须有政治权力和行使这种权力的统治机构存在，而规范统治机构的统治行为以及统治机构之间关系的、也就是那种奠定统治基础的基本法或根本法，就是固有意义上的宪法。它不仅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必要条件，而且从其具体规定中甚至可以推导出某些基本权利的规范内涵。对于宪法学者来说，建构更为合理的国家目的是实现宪法体系化、甚至整个法秩序的体系化所必须承担的一种责任。

[17] 韩大元教授新近亦提出将我国刑法中的保护人民替换为保障人权的建议。在这三个目的中，共同防御亦是为美国人民的自由与福利这个更为根本的目的服务的。

我国宪法文本除了统治机构规范和宪法权利规范之外，篇章结构上还存在着数量颇为可观的且在性质上较为独立的第三种类型的规范，即宪法第一章《总纲》包含的众多规范，能否按照西方国家的宪法样式将这种类型的规范划归到统治机构规范或者宪法权利规范之中呢？如前所述，在宪法这种以法的形式表达的国家欲以实现的各种价值的综合体中，既有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有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或公共福利。[26]另外，与古巴比较近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与以上两类宪法又有所不同，其侧重于从正面直接规定公共利益的内容。

[42]由于我国国家机关在贯彻国家根本任务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其中的经济发展目标，而相比之下，国家保护环境的任务则相对受到忽视。[43] 罗伯特·阿列克西认为，环境权具有复合的内在结构，它包括禁止国家破坏环境的权利（防御性权利）。

在展开本文之前，有必要预先对国家根本任务的宪法文本依据作一番简要交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以及各项事业比较落后，国家根本任务确定的各项发展目标比较契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说，均是值得在宪法上予以确认的价值目标。这些条款是对国家根本任务中规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以及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内容的具体化与规范化。反之，认为国家目的具有复合内容的学者也都认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理所当然是国家的最高目的。

那么我国的国家目的是什么？它蕴含于我国实在宪法之内吗？（二）建构我国国家目的的必要性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所表述的就是国家根本任务。除了国务院，国务院各职能部门以及一定级别上的地方权力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也享有一定的立法权。

可以将这些条款视为是对国家根本任务中规定的推动精神文明发展，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内容的具体化与规范化，它们所涉及到的内容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公共利益。[15] 这是由白斌博士与笔者就宪法序言中的国家根本任务问题进行讨论时所提出的观点。

比如，宪法总纲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例如，《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较为直截了当的是阿塞拜疆共和国宪法序言，其宣称人的价值是全球最高的价值，而该国宪法正文第12条进一步规定，国家的最高目标应是保证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6]如果说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很难具备法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品格，那么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更是某种狂热的和极端错误的政治思想理念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行宪法诉讼制度的国家中，法院还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控制。当然，对国家根本任务宪法化持完全否认的观点也不足取，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7]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国家根本任务作出规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发起国家来说，在宪法中以国家根本任务的形式合理地确定国家未来的发展纲要并非是多余之举。

相比之下，美国宪法序言十分凝练地表达其制宪目的：即共同防御、自由保障和整体福利。我国宪法文本虽然没有直接表述国家目的是什么，但是沿着体系化的思考路径，我们也会将实定宪法中的某些在文脉上尚不连贯的片段锻接起来，形成一个关于国家目的的哪怕尚不完整的图像。

具体地说，我国的国家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关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内容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则是国家任务的规定，国家任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途径或方式。[10] 2001年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在法制宣传日座谈会上提到：宪法序言，最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根据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宪法权利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保障免于公权力干涉的个人自由的范围，它们是公民针对国家的防御性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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