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相应地，作为公法学的立法学其实就是对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在立法制度方面的解释和具体化，是以维护法律稳定为基调、以法律实现为目标、以立法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义学工作，或称为立法教义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浴血奋斗，中国人民才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新型国体和政体，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领导干部不仅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而且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历史逻辑深刻揭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理论逻辑深刻回答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规律性和理论科学性，制度逻辑深刻阐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制度之治的现代化取向和法治化精义，实践逻辑深刻阐明了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路径依赖和实现方式，四者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从政治学角度看，制度是主权国家得以持续存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把领土、主权、人民等国家要素凝聚起来的黏合剂，是国家合法有序发展延续的基本依据，也是政党、政府、武装力量、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主体合法化有序化活动的根本遵循。

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既往对于法理学的讨论更多涉及实质的政治理论(正义、权利的理论化)，却缺乏对政治实践的理论化。

(二)立法法理学作为责任宪制 但不论是实践型立法法理学，还是理论型立法法理学，其共享的核心洞见就是秉持了一种大立法者思维：立法既非不受拘束的政治决定，也非仅仅对现有实在法的具体化，而是一个涉及设计宪制，受到道德、政治或法治原则指引的实践，这使得其理论属性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要么只强调其法律属性，立法成了实在法体系的具体化。在立法过程中，人民主权原则通常演化为代议制民主原则，特别是审议民主模式。(36)参见[美]朱迪丝·N.施克莱：《守法主义：法、道德和政治审判》，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原作者1986年再版序言第1-2页。

(73)See Joseph Raz,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Revised Edition,Clarendon Press,1994,pp.218-219. (74)See Joseph Raz,The Morality of Free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98. (75)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278页。它拒绝诉诸客观正确的任何立法观，而秉持一种彻底的民主程序主义，要将所有的实质价值问题都化约到程序上去，通过程序的方式解决价值分歧：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可能持有无法协调的分歧，这样只能通过程序而非实质正义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63)民主多数决并非仅是一种最简单、最粗糙的决策制度，只是选票的叠加和折抵。因此，实践型立法法理学至少具备以下三重意义：首先，它可以破除政治法律人群体长期或明或暗秉持的守法主义窠臼，打破政治与法律的分离状态。在这方面，实践型立法法理学主张多重理性化原则，特别是多元伦理价值之间的权衡，并没有设定任何一个原则或伦理价值的至上性，这为个人好生活的丰富性及实现义务都留有空间，不为民主至上原则所限。(76)参见[澳]汤姆·坎贝尔：《法律与伦理实证主义》，刘坤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8)但就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立法制度而言，还是偏向于公法学研究范围。立法制度主要涉及立法体制、各级立法主体、权限和程序。立法所规定的行为及追求的目的都预设了一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应当接受伦理上的证成。(27)实践(理性)哲学对于法理学研究的影响，可参见叶会成：《实践哲学视域下的法哲学研究：一个反思性述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48-64页。

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立法学虽然也始终关注立法的理性化建设，比如学界对于科学立法、依法立法和民主立法等原则的发掘与倡导，但相较而言，这些立法原则的体系化和理性化程度远远不足，内含着冲突与矛盾。因此，作为法学研究的立法研究通常被视为公法学研究的一部分。

立法者应当保持前瞻的视角，以动态与发展的眼光看待法律，根据情况作灵活调整。(二)两种法理学 关于法理学的定义和理解常常充满争议，比如在名称上就可见一斑：除了法理学，还有法学基础理论、法律理论、法哲学等等。

(25)近年来，法理学的性质问题(方法论问题)也日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讨论话题，其争议的焦点是法理学的性质到底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注释： ①参见封丽霞：《面向实践的中国立法学——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立法学的成长》，《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18-40页。第一，语言层面的理性化。为了契合本文的语境，我们最好将法理学放置在法学的知识框架之中予以界定，特别是在与上述法律教义学的对比之中确定其内涵和特点。如果可以将这部分内容交由法理学，则相得益彰。也包括道德善观念上的分歧，比如享乐主义与苦行主义之间的分歧。

社会阶层在不断分化，各阶层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分化，人民群众之间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会存在或大或小的分歧。(22)参见雷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现代法学》2018年第2期。

立法制度和立法技术在内容上仍旧接近公法学，而立法似乎也一直被视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在通行的法理学教科书中，立法从来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章节出现的，体例也完全覆盖了上述立法学。但这不应让我们忽视深化以人大为核心的立法体制，特别是要夯实人大而非法律委员会的民主审议的制度意义，避免人大立法正当性的流失。

同时也指代更为宽泛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局限于法律人，只不过法律职业群体是最为典型和最为突出的代表。我们一般将前者归属为部门法学，将后者归属为法理学。

(54)虽然大陆法系对于立法过程的认知有所改善，但立法并未受到重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二，立法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可以创制和变动的。(50)比如立法评估依据的原则通常就是立法原则，参见冯玉军：《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但需要注意的是，观念上的严重分歧仍然存在，普遍一致几无可能。

又约束了立法的政治属性，为立法提供体系化的原则指引，同时也照顾到了其法律属性，避免立法与既有实在法体系的龃龉，回应法律教义学的关切。(一)理论型立法法理学的主张 就当代法理学流派而言，围绕着法律性质的争议，主要分为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和德沃金的解释法三大阵营。

因此，立法机构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功能就是要应对传统、习俗与道德的缓慢演化，适应复杂而多变的社会节奏，更便捷地整合共识，因此任何一种特定伦理、习俗或整全性学说的预设都将遭遇正当性诘问的挑战。对政治的理论化是政治哲学的独特任务，政治哲学的任务包含了两类：一是正义(权利、共同善等)的理论化，二是政治的理论化。

(12) (二)作为公法学的立法学及其缺陷 正是对政治学进路下立法不受约束和评价这一缺陷的严重不满，促使法律人要在法学内部发展出一种立法学。(44)类似地，哈耶克更是反对边沁这种狂妄的理性主义和社会工程师的做派，认为人的心智并非独立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实体，而是与社会制度一同进化的产物。

(55)See Luc J.Wintgens,"Legisprudence as a New Theory of Legislation",Ratio Juris,Vol.19,No.1(2006),p.1. (56)See Jeremy Waldron,Law and Disagree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5.中译本参见[美]杰里米·沃尔德伦：《法律与分歧》，王柱国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理论型立法法理学重点关切如何借由立法处理原则分歧，让立法成为政治环境下值得尊重的治理形式，因而它会集中于立法机关本身的诸多特征：除了民主优势，还有功能的透明性、人数的充足、有助于实现法律的一般性以及更能代表民意。作为追求外在目的之手段，立法要满足比例原则：立法应当是必要的，立法采取的手段与其目的之间应当相称，立法所带来的伤害与其目的之间要保持均衡等。另一方面，偏向内部理论的立法法理学将自身的成败系于对法律性质的看法上。

法律要尽量保持稳定，不能频繁修改。法律实证主义坚持社会事实命题，主张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取决于其来源，而立法相比于司法这一来源，其理论地位相形见绌，因为创造规范的机构的存在，尽管是现代法律制度的特征，却并非所有法律制度的必然特征，某些类型的规范应用机构即法院的存在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必然特征。

相较而言，法律通常指代的就是司法活动，是一个强调慎思、论证、客观、说理的过程。(26)对于Legisprudence的词源内涵及研究综述，可参见Imer B.Flores,"The Quest for Legisprudengce:Constitutionalism v.Legalism",in Luc J.Wintgens(ed.),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egislation,Ashgate Publishing,2005,pp.26-52.中译本参见[墨]伊默尔·B.弗罗雷斯：《立宪主义与法制主义：立法法理学的探索》，王保民、刘言译，《东南法学》2016年第2期。

该杂志的宗旨是关注政治体制中立法机关的功能以及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立法机关成员的行为模式，从而致力于建构和验证关于立法制度、过程和行为的一般理论。因此，民主多数决必须预设一个非多数决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个阿基米德支点的内容要多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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